从三国两晋到隋朝，吏力、食干、官人禄力如何演变，有何影响？

俸禄制度作为古代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关乎官员的切身利益，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格局、经济状况与社会风貌。

从秦汉时期的吏役制开始，其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吏役制进一步发展，独特的吏力制度应运而生，到东魏、北齐，食干制度又为俸禄体系添上特殊的一笔，直至隋朝，官人禄力延续着前代的旧制又有所变化。

深入探究这一时期俸禄制度的发展脉络，对全面了解古代政治经济体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三国两晋的吏力制度

秦汉时期的吏役制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了吏力制度，这一时期， 官员的俸禄除了钱物、职田之外还有一定人数的人力，这个人力就是给吏，给干等，也就是事力，形成这一时期的给吏制度。

上面提到的给吏、给干都是给官员个人役使的私力，与公吏是有区别的，具体就在于是否给官员个人私自役使，私力的出现也是因为公吏被官员随意役使这类情况的频繁发生。总结来说事力包括 “吏”、“干”、“力”、“恤”“亲信”等，这些人主要由官府中的低级吏组成。

事力根据其原来的身份或工作不同，又有各种名称。在《宋书》中关于吏的记载比较多，永初二年，刘裕在荆州府任职时，宋武帝下诏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，吏不得过一万人”而且规定各州配置将不能超过五百人，而吏不能超过五千人，这个诏书是对荆州刺史府，以及其他州府在数量上配置将和吏的一个规定，这些 “吏”是从事各种生产以及非生产性劳动，是有“吏籍”的。

关于“干”，自汉以来一直到南北朝时期，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负责掌管政府的文书。之后，“干” 的身份和地位出现了变化，同前面提到的“吏”一样供官员驱使，南北朝的“干” 是有所不同的。

南朝干的身份还是官府中的低级役吏，主要是从事劳动生产。经过社会的发展，“干”也逐渐转变为供官员驱使的事力，作为官员俸禄中的一部分，以及在《沈统传》中：“先是，五省官所给干僮，不得杂役，……世祖诏曰‘自顷干僮，多不祗给，主可量听行杖’”。

出现“僮干”这一事力，至于“僮”的身份，与干并称，应该和干、 吏相差无几。南朝时规定，干僮如果不认真干活，长官可以随意惩罚。因此，干由最初的低级职员，逐渐转变为官员的禄力。

史料中对于“恤”的记载，最早出现于“给恤吏五十人”，此处的恤与吏并称，可以得知两者地位相差无几，同为是一种服役者，并且皇帝可以把他们赐给官员。

“恤”除了指服役者的外，还有一个意义，是指缴纳的代役钱用来作为官吏俸禄的那一部分，但是不管是缴纳的代役钱还是应役的人，都属于官员俸禄， 只是表现形式不同，一个是以劳动力的形式，另一种是以财物的形式给官员。不过，这里的“恤”显然是指“服役者”。

《宋书》中记载顺帝即位后，王琨进阶为右光禄大夫，太祖即位时，领有武陵王师的职位“给亲信二十人”史料中出现被称为“亲信”的这一群体，皇帝可以把他们分发给臣下。孝武帝刘骏时，颜延之向皇帝求解“湘东王师”之职， 孝武帝也“加给亲信三十人”。

关于“亲信”的职务是什么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，难以了解。不过，有一点可以确定，皇帝给颜延之和王琨亲信，肯定有尊重的含义，并且亲信并不是所有官员都配给的，只是作为特给吏力存在。从上面所述来看，作为俸禄的力役，有不同名目，不但要进行劳动生产，还要供主人随便驱使。

在北魏也是有给吏的，北魏建国之初，是有备用的臣吏给诸位王公和功勋的， 在孝文帝执政后，将这一规定改为百官都给吏，“特给右光禄大夫事力终其身”， 可见在北魏也是有给力这一制度的，关于亲信这种，特给的吏力相关记载很少， 在北齐也同样有官员配给事力的记载，《隋书》以及《通典》记述北齐事力：“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勋品，各给事力……诸州刺史、守、令以下，干及力皆听敕乃给， 其干出所部之人。一干输绢十八匹，干身放之。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。”

东魏、北齐的食干制度

在论及食干制度之前，我们要弄清楚食干制度与给干制度的区别，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，给干是倾向于官员役使干力本身，是注重服役者的劳动力的给予， 食干则倾向于钱物利益，将所食干应给的钱数收为个人所有，由此可以理解为食干制度是官员俸禄中职田部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，但是与职田又有所区别，因为食干者所食干的钱物是吏在公田耕种后上缴的一部分，食干是不与土地发生关系的，是间接的收取利用土地收上来的钱。

北齐的俸禄制度仍旧是有钱物、土地以及人力构成，食干制度只作为职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，人力部分还是在这一时期正常配给的。食干在规格上面来分类是有三种分配类别，包括食州干，食郡干， 食县干三种，从字面可以了解是有大小和高低的区别的，也就是食州干是最高的，下面章节会说到州县官给白直执衣，京官给防阁庶仆，在特殊情况下也会赏赐给州县官防阁以表示其赏赐的高低，同样给官员食郡干也是可以升为食州干，如耶律光在大宁元年食中山郡干，到天统三年食赵州干，就是因为官位的上升从而增加食干的数量。

州与州之间、郡与郡之间、县与县之间同样存在差异，同样食州干，不同的州，食干的数量也会有所不同，这里就不加以赘述。

那么食干制度在东魏北齐得以实行的特殊性，在高敏《东魏、北齐食干制度研究》中所提到的观点，根据干与力来源上分析干与力身份不同，得出干并不是一般的编户齐民，其身份要比一般自由民要低，并且归其所在郡县管辖，也就是北魏以来的隶户和杂户以及营户等，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，“一干输绢十八匹，干身放之。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。”干要缴纳十八匹绢才能被“放之”而且力以州县白直充又能证明“干”的身份是不如“力”的，从以上来看“干”与 “部曲”“佃客”类似，那么在北齐和东魏有食干制度很可能也就是南朝的“佃客”制度。

所以东魏、北齐的“食干制度”所食的干应是北魏当时的“隶户”、 “杂户”等。从这一点来看，食干制度在东魏北齐所特有的的原因就有所眉目， 根据当时的情况，北魏存在大批的隶户，而大部分隶户留在北魏分裂后的东魏， 而且当时还有一部分“北部人”被作为俘虏强制迁徙到东魏、北齐成为“营户”。这就为食干制度提供了所食干的来源。

隋朝的官人禄力

隋代承袭魏晋南北朝的旧制，国家除了给官员俸钱外，另外根据官品给不同数额的事力供官员役使，补充官员的俸禄，力役与官员的俸钱合称为“禄力”。

官人禄力指官员的俸禄还是仅指力役的部分，据史料“官人禄力，乘前以来，恒出随近之州。但判官本为牧人，役力理出所部”可知，官人禄力最初是由附近州郡的人来充人，这里官人禄力仅指俸禄中的力役部分。

但是在隋朝的史料中， 关于力役的史料少之又少，关于白直、执衣在隋代并未发现，但是《隋书》载： “三师、三公，置府佐，与柱国同，若上柱国任三师、三公，唯从上柱国置，王公已下，三品已上，又并有亲信、帐内，各随品高卑而制员。”

以及《隋书》卷五十六：“给帐内五百人”，帐内在唐朝是给官员个人的事力，以六七品子充任，在朝的情况应该类似，还有防阁、庶仆、亲事等事力在前朝就已经出现，直到唐朝仍然存在，那么这一群体不可能在隋朝消失，或者是史料的遗漏，或者他们可能以其他的身份进行服役。

《隋书·礼仪志五》所述：“其制如轺车，金宝饰，紫锦幰，朱丝网，驭童二十人，皆两鬟髻，服青衣，取年十四五者为，谓之羊车小史。”羊车作为官给力役在《高僧传》中也出现过，可知，给官员服役的这一群体是确实存在的。

结语

综上所述，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朝，吏力制度、食干制度以及官人禄力在各自时期展现出鲜明的特点。吏力制度丰富了官员俸禄形式，食干制度有着独特的经济与社会背景，官人禄力则在继承中延续。

这些制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统治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，也为后世俸禄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。